三人而已。他們三人，原本地位和周公差不多，如今周公攝政，地位在他們之上，自然不服了。他們不服，不帶代表天下人不服。所以，第二條優勢，也不成為優勢；
第三個，人心思商朝。這完全是武庚的臆想。帝辛到處用兵，耗費民力財力，早已民怨衝天，哪裡有什麼人心思商？
由此可見，武庚的優勢，都不是優勢。
他的叛亂，完全是算盤打錯了，最後的結果，只有一種結果：「失敗！」
一個人，知道形勢，固然是智者；但很多自以為智者的人，往往把錯估形勢，以為是掌握了形勢，立即展開了行動。
孰不住，行動得越快，死得越快！
周公非常清楚要滅了武庚的作亂，只需要聯合一個人就行——姜太公。
於是，周公聯合了姜太公，自己以成王之命率軍東征。
姜太公親臨戰場，輔助周公。
他們再一次返回牧野，殺向朝歌。
武庚親自帶殷商奴隸主貴族瘋狂反撲，負愚頑抗。
最終的結果是武庚、管叔被處死，蔡叔被流放，霍叔遭貶斥。
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康叔為衛君，建都朝歌；微子為宋君。
他們二人，瓜分了當初武庚、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的土地。
我們通過這一事，可以知道，周公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。
然後，周公更厲害的，在於治理周朝，鞏固了周朝的統治。
賈誼評價周公說：「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，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，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於一身。」
可謂對周公最正確的評價。
孔子也把周公奉為聖人。
周公要是單單滅了武庚，還不足以成為聖人。
他接下來做的幾件事，使得了他成為了超越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人。
第一件事是完善禮樂。
周公制禮，是周公一生最重要的貢獻之一。
禮，在周公之前，只是祭祀的儀式，和治理國家並沒有多大的關係。
周公則不然，除了滿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，還根據血緣關係和等級身份，分別制定尊卑之間，長幼之間，親疏之間各自的不同的行為規範。同時，也確定了嫡長子制。
這樣一來，就使得周朝能夠更加穩定的治理，社會也更加安定。
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的開篇，就長篇大論禮的重要性。
他說：「天子之職莫大於禮！」然後，詳細論證禮的重要性，最後結論：「君臣之禮既壞矣，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，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，社稷無不泯絕，生民之類糜滅幾盡，豈不哀哉！」
由此可見，這個禮的制定，直接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統治的基礎。
第二件事是施行仁政。
周公先後作了《康誥》《酒誥》《梓材》三篇文告。
三篇的主旨是「敬天保民」、「明德慎罰」，基本思想就是安定百姓，不給百姓一個虐殺的形象，處罰要慎重，要依法從事。至於改造陋習：酗酒，一是限制，二是引導，三是區別對待。做為統治者，要勤勉從事，時刻約束自己。
這些思想，直接影響到了儒家的思想，可以說，周公就是孔子的先師。孔子儒家的那一套，就是從周公這裡來的。
周公做了這兩件事，聲望和地位，已經無人能夠撼動。
他攝政六年，十三歲的姬誦，也長到了十九歲。
周公於是還政給周成王。
他在還政之前，作《無逸》，以殷商的滅亡為前車之鑒，告誡成王要先知「稼穡之艱難」，不要縱情於聲色、安逸、遊玩和田獵，這才「還政成王，北面就臣位」。
也就是說，他是順利還政，不像傳言周成王懷疑周公要篡位，於是周公逃到了「丹陽」。
周公離開之後，有一年秋天，周成王與百官穿戴禮服來到周公的住處，突然發現有一隻用金色絲帶包紮的匣子，成王打開一看，裏面有周公親筆寫的向先祖禱告的祭詞，當年武王病重，奄奄一息，周公要以自己做人質代替武王去死，周公對武王的一片忠心使成王十分感動。
於是，周成王又召回了周公，消除了兩人之間的隔閡。
這完全就是一個胡扯的故事。
這個故事源於白居易的一首詩，詩曰：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未篡時。向使當初身便死，一生真偽復誰知？」
以周公的聲望和地位，根本就沒有流言能夠撼動他。
周公還政後第三年，就去世了，葬在了文王的旁邊。
周成王說：「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為臣」。
這話，也代表着周統治者給予周公最高的待遇。而他，也確實承受得起這樣的待遇。
沒有周文王和周武王，可能沒有周朝的建立；沒有周公的話，則沒有周朝八百年的統治，更沒有後世數千年儒家學生的影響。
是以，譽之為聖人，可謂不虛矣！
